近年来，量子信息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必争地。结合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具有强大并行处理能力的量子计算、高安全高可靠的量子通信、超高精密度的量子测量，将给航天航空、军事国防、网络通信、生物医药和金融等多个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虽然当前量子信息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是主要科技大国早已开始布局争夺这一颠覆性技术发展的主导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家量子技术战略，美国正在试图构建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量子联盟，企图遏制我国量子科技发展。我国自21世纪初开始发展量子信息科技，多项科技创新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已取得重要的进展与成就，成为全球量子科技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本文基于中美对比，就我国推动量子信息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展开研究。

　　20世纪80年代，量子信息的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将量子信息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称之为“第二次量子革命”。21世纪初，量子技术的工程化快速发展，英国2013年发布了《国家量子技术计划》，并于2023年发布新十年的《量子国家战略》，美国2018年颁布《国家量子倡议法案》、欧盟2018年发布《量子旗舰计划》、法国2018年制定《国家量子技术战略》、德国2020年出台《量子系统议程2030》、日本2019年发布《量子技术创新战略》、韩国2019年发布《量子技术研发投资战略》、澳大利亚2020年出台《量子技术产业发展》等。截至2023年6月，全球已有美国、中国、英国、日本等28个国家和欧盟、阿联酋2个国际组织分别在不同层面和力度上，对支持量子信息发展给出专项政策支持，其中美国和欧盟对于量子的发展尤为重视。

　　2018年美国政府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 NQI），明确提出制定国家量子计划，建立量子信息科学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通过建立框架来协调美国各联邦机构工作。同时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建立5个国家量子信息科学（QIS）研究中心，构建政府、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与日本、英国及韩国等国家的国际合作项目，与谷歌等数字巨头建立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甚至制定了出口管制措施，以防止量子技术出口。

　　欧盟2018年提出投资10亿欧元实施《量子旗舰计划》，重点关注大学之间的研究合作，进而协调各方资源，创建行业利益相关者团体，并进行教育试点。英国政府于2023年出台《国家量子战略》，提出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25亿英镑，设立研究中心、实施量子网络加速器计划、制定培训和人才计划、共同开展合作研发项目以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大力发展量子科技产业，将量子科技融入数字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使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量子科技强国。

　　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成果，为全球量子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量子通信是我国引领全球创新的代表性研究方向之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技术、产品以及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特别是量子保密通信研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国已建成京沪干线、武合干线等骨干量子通信基础设施网络，并已建成全球首个城市级别的（合肥）量子保密通信网。量子通信空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成功发射世界上首颗量子实验卫星“墨子号”，并利用该卫星实现我国与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我国还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微纳卫星“济南一号”，持续探索小型化量子通信卫星及量子卫星网络部署的工程技术。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天地一体”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

　　量子计算方面，我国现布局多条国际主流的量子计算技术路线，包括超导量子、光量子、离子阱、中性原子、半导体等。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二个展示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当前仅有美国和加拿大在超导和光量子这两类技术路线上展示过优越性。并且，我国在超导（原型机“祖冲之号”）和光量子（原型机“九章”）两种技术路线上均实现了优越性展示。

　　量子精密测量方面，我国已实现高精度原子钟的自主研发，成为世界上少数可以自行研发并制造原子钟的国家，并已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应用；在小型化原子钟方面，我国也已实现量产；我国自主研发的原子重力仪已打破国际封锁，主要性能参数国际领先；我国还启动了量子雷达的研制，完成原型机研发阶段。

　　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列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纲要》中将量子信息确立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提出要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提高瞄准量子信息等战略前瞻性领域，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2023年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要加快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中央、东部沿海省市及部分中部16个省份均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量子信息科技发展。

　　我国顶尖科研院所和大学始终走在量子前沿技术探索前端，成立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设立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量子科技长三角产业创新中心专项开展量子信息科技研究，对一些重点区域大学进行资源整合，成立大型综合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如在深圳、武汉、苏州、重庆等地有物理、光电、计算机专长大学设立量子信息实验室。

　　从表1我国量子信息技术主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区域分布可见，我国已逐步形成三大量子研究中心：第一个为以中国科技大学为核心，汇聚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长三角地区量子研究集聚中心；第二个为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量子信息研究中心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京津冀量子研究集聚中心；第三个是依托广深港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产业优势，构建起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

　　长期跟踪研究，以及企查查相关数据，我国每年有十余家新成立的量子公司，中游公司是目前主要发挥中坚力量的企业，活跃企业达到50家以上。

　　科研院所及大学孵化的量子创业公司成为我国量子企业的中坚力量。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等科学家创立的国盾量子。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等科学家创立的本源量子，以及问天量子。另外，这些科研团队还围绕产业上下游进行延展，孵化出更多的量子企业。

　　大型科技公司以现有业务为基础，与科研机构合作或聘请领军科学家模式布局量子计算。2015年，阿里巴巴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上海成立“中国科学院 - 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2017年腾讯成立量子实验室，与外部科学家Iordanis Kerenidis合作研发量子加速算法。2018年百度成立量子计算研究所，发布其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云原生量子计算平台“量易伏”。华为2021年发布了全新HiQ量子计算云平台公测版本，在量子模拟器与编程框架研究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同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电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船舶集团和中国移动等肩负国防军工、深空探索等前沿领域的国央企，也在积极推动其研究所开展量子研发布局。

　　我国头部量子企业融资情况较好，多数企业获得多家机构数轮投资和支持，尤其以国家和各省央企、产业基金领投为主，带动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以本源量子为例，相继获得中科星创、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安徽国投、深创投、国新基金15家机构的多轮投资。根据全球前沿科技咨询机构ICV&

　　发布的数据，对于2018—2022年全球主要国家量子计算融资企业分类汇总分析，从表2可见，2018—2022年我国量子计算企业共获得18笔融资，合计3.35亿美元，占全球该领域融资额的7.16%。2022年在量子通信与安全领域，我国有4家企业获得约0.41亿美元投资；量子精密测量领域，我国企业以51.61%的融资轮次份额领跑该领域的投资。

　　目前我国量子信息领域核心研发人员主要为海外归国人员和国内顶尖科研院所的高学历人才。粗略估算，我国量子领域科研院所和头部企业现有量子研究人员上千人。由于量子信息是以多门学科领域融合成的新兴领域，大量从业人员来自于传统的通信、计算、光学、编程等领域人才。核心人才培养院校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目前已有7所大学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其他大学则通过物理学、光电信息通信工程等专业来培养量子信息人才。

　　专利文献是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全球量子信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在21世纪呈现先平稳后爆发的增长趋势。中国和美国的申请量遥遥领先，优势明显，约占全球申请总量的70%。我国将量子技术发展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后，专利申请量出现爆发性增长。我国专利申请量2017年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位，之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我国的合肥本源量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等的专利申请量较为领先。

　　学术论文承载了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通过Web of Science平台对相关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美国在量子科学研究上发表文章近21万篇，我国为15万篇左右，位列全球第二。美国在量子计算领域的发文量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中国和德国；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文章数量位居全球第一，美国也是该领域创新成果的主要来源。我国的科研机构在发文量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排在世界前三，但是论文篇均被引频次较低。

　　当前，美国正在试图打造排华的所谓“民主国家量子科技联盟”，已与10个国家就量子信息科技领域合作签署联合声明，还有一些国家也表明双方在量子科技领域将产生合作。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量子产业生态构建新格局下，我国量子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将受到更大范围的限制，极其不利于我国量子信息科技创新发展。要推动我国量子信息科技创新引领全球发展，我国仍要认清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不足。

　　美国是目前唯一一个以法案（Act）形式推广实施量子技术的国家，也是产业布局最多、优惠政策最大，组织框架最为系统的国家。从图1美国量子战略研发布局的全景可见，《国家量子倡议法案》不仅规定各联邦机构实施QIS（量子信息科学）的责任，成立专门SCQIS（量子信息科学小组委员会）、ESIX（量子科学经济和安全影响小组委员会）、NQIAC（国家量子科学咨询委员会）、NQCO（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等协调机构，授权NIST（国家标

　　准技术研究院）、NSF（国家科学基金委）和DOE（能源部）发挥专项职能，推进量子技术发展，以此确保美国在研究、发展、演示、应用方面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科学高效的组织运行机制，需要谋划布局适合自身国情的QIS研发规划和组织架构，形成全国统一的实施方案策略。

　　美国量子技术部署主要是由私营部门来推动，根据兰德公司《对美国和中国量子技术产业基础的评估》报告，目前至少约有182家企业开展技术研究和应用。IBM、谷歌、微软、英特尔、霍尼韦尔、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成为推动量子计算技术与应用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2021年11月IBM推出127量子比特处理器“Eagle”，创下目前全球最高纪录，并希望在2023年年底前开发出1000量子比特的芯片。2021年12月霍尼韦尔发布第二代H量子计算机-H1-2，量子体积为2048，成为有史以来在量子计算机上测得的最大量子体积。同时，美国初创企业也是促进量子计算活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孵化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杜克大学的IonQ于2021年在纽交所上市，估计27亿美元。同时，美国

　　量子信息专利申请的主体，前5个依次为英特尔、IBM、D-wave公司美国分部、微软、东芝公司美国分部，而我国专利主体主要为科研院所和大学。

　　我国当前主要依靠科研院推动量子技术发展，百度、阿里、腾讯等数字巨头无论是在量子领域投入和成果都较国外同行有较大差距，未能充分发挥其在量子计算的发展优势。大量科研成果还停留在少数顶级国内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内，技术的发展从实验室走向社会的速度较慢，并且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在论文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科技成果转化。而外部公司也很难获得相关知识产权，与高校的合作研发推行效果也不理想。

　　以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为例，量子精密测量领域的产品已经有一些实用案例，例如原子钟、绝对重力仪、磁力计，是三大量子产业中产业化成果出现最早、应用最多的领域，另有诸如量子激光雷达等技术正从工程样机向产品过渡。美国Quspin公司（成立于2012年）已诞生为全球诸多用户提供磁力计相关产品的成熟公司，而且其部分产品对我国禁运。虽然我国SERF量子磁力计基础研究和原型机研发也较为成熟，实验室样机测量精度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平，可制成单探头四通道原子磁力计，但仍未形成可与美国Quspin并肩的实力公司。

　　目前，量子科学技术的概念和知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比较陌生，我国量子科普资源相对匮乏。在义务教育阶段，量子科普的教材、课程、讲座等资源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学生对量子科学技术的了解和学习的需求，具备量子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还相对较少，难以满足量子科普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我国开设量子计算专业学科的高等院校较少，多数学生认为这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科，导致诸多学生提前丧失学习兴趣，导致大学院校愿意学量子的学生数量有限。我国的STEM专业建设不如欧美强国，对量子科技研发人员需求通常是博士及以上学历，且岗位数量极少，造成硕士及以下学历的量子信息相关专业学生很难学以为用。量子信息相关专业的学生如果不具备博士学位或突出的科研成果，可能会面临转行的找工作难问题，容易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

　　2018年，美国白宫曾出台《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战略概述》，提出为在未来拥有一支量子科学的人才队伍，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开始部署量子科学教育，让量子力学走出高校，拥有更广泛的受众。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计算思维和科学思维导向的计算机和物理课程项目，从小培养学生兴趣。2021年发布的《量子网络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发展法案》提出将量子力学和量子信息纳入中小学和高等教育课程。美国2023年发布的《国家量子倡议总统2023年度补充预算》明确，劳动力是美国量子信息科学（QIS）政策的六大线）理论研究储备不足，成果转化速度较慢，产业化能力薄弱

　　目前美国学界、商界对于量子科技的潜力已取得共识，认为它极有可能催生出变革性的技术，但仍需要大力投资基础研究以建立关键的技术基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量子信息科学分委会认为，平衡好特定技术领域和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在量子信息技术理论研究方面成果较少，多为实验性探索。例如在量子计算方面，量子分解算法（Shor算法）和量子搜索算法（Grover算法）是量子计算机商用化之后重要的算法，而我国在算法原创性方面较为薄弱，大多仅在原有算法基础上进行修正或升级。未来更加先进的算法可能会被国外公司垄断，届时我国将无法获取代码并进行加工或深入理解。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在《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发表的文章证明我国在实现量子计算的量子算法、量子计算主流模型、量子计算机的其他物理实现、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问题量子纠错、量子计算相关理论等研究成果上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

　　初创企业和大型数字企业是发展量子系统的关键因素。美国政府是开放式量子信息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量子信息科学研发支出每年以大约20%的速度快速增长，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美国量子技术投资的主力，累计投入19亿美元用于量子技术产业，大部分用于支持企业研发。当前，据

　　不完全统计，美国有232只风险基金在量子计算投资方面拥有专业知识，欧盟有88只基金投资量子初创企业。同时，我国量子领域的80%以上投资来自国内，只有18%来自国外；美国量子领域中的国外资金占比则为33%，欧盟这一比例约为45%，英国约为40%。以2013年成立总部在法国巴黎的Quantonation公司为例，其作为成立较早的量子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组合遍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德国、英国、西班牙、瑞士，涉及量子计算（11家）、量子网络（8家）、量子传感（4家）三大领域的23家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量子商业生态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够成熟。

　　据麦肯锡2023年发布的量子年报，我国多年来对量子技术已投入153亿美元，为年全球对量子技术总投入最高的国家。我国的经费主要投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基础设施建设（场地建设、设备购置）和人才建设（学科建设）。我国于2017年成立了安徽省量子科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及2023年无锡市政府设立了光量子产业天使投资基金，但我国大多在金融投资领域的步伐止步于国内。同时，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大多并未践行“投早投小”的逻辑，而是将项目回报的可实现或稳定性作为重要决策因素，失去了风投机构所能调动的市场积极性。

　　受制于我国高端测量测试仪器设备、电子元器件龙头企业匮乏、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系统硬件和整机研发的进度受到极大阻碍。亟待在测量测试仪器设备、稀释制冷机、集成芯片设计与制造、软件算法框架设计，核心元器件研发与集成、先进材料（含量子材料）制备等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比如，稀释制冷机和一些低温器件是组成超导量子计算机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我国所使用的稀释制冷机依赖进口，虽然国产稀释制冷机研究取得突破，在最低温度这项核心指标方面实现了突破（10 mK以下），相比于国外先进低温设备仍有较大差距。国内长期进口高端测试仪器设备，占较高的研发经费，如量子态的探测依赖精密测试测量设备，虽然国内已有像赋同量子公司这样在单光子探测领域打入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但具备更为全面的测试测量设备的公司还与国外差距较大。

　　量子产业是一个高度复杂和跨领域的产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来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其中联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QED·C联盟（量子经济发展联盟）在美国乃至其盟国范围内，发挥着量子产业生态建立的角色，在促进产学研用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QED·C联盟为《美国量子信息倡议法案》规定下NIST资助的联盟，是目前全球成员单位数量最多的量子联盟。QED·C参与成员不仅包括美国本土与信息技术、量子技术相关的大型企业、初创企业之外，还有DARPA等美国政府机构（军方），以及美国以外的企业，从QED·C官网可查，截至2023年5月参与成员达到263家。我国当前也成立了一些以国内头部量子企业发起的量子联盟，联盟缺乏国家级别机构的带领和指导，联盟与联盟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助与合作。

　　当前，美国战略界已将中国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最重要竞争对手，并将这一态势升级至国家安全乃至全球秩序层面。全球量子信息科技正处于技术研究与产业探索的初级阶段，我国有机会取得量子科技领域领跑地位，打造成为全球量子信息科技创新高地，需做好顶层规划，准确把握量子信息技术趋势，紧密结合自身产业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高效组织实施，多方协同构建量子信息科技创新生态，贡献全球量子信息科技创新发展的中国方案，以促使量子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球。

　　全球主要科技大国均以国家计划牵头量子科技攻关。美国专门设立国家量子计划协调办公室，保障国家量子计划实施。从战略研究、立法、管理、经费预算等方面系统部署国家量子计划，全面推进量子科学、人才队伍、关键基础设施、产业等方面的发展，其有关组织实施机制和举措对我国推动量子科技发展有一定启示借鉴意义。

　　量子科技是我国“抄近道、换车道”突破美国技术封锁的关键领域，必须强化顶层设计和前瞻部署。建议我国设立量子信息战略咨询委员会等专门的协调机构或办公室，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5年或10年量子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统筹指导量子信息技术发展。在此之下针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专门小组，重点追踪国际技术发展，研判量子信息各技术领域发展趋势，制定各领域发展规划、技术路线图和时间表，评估对我国的国家安全的风险，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补齐配套体系短板，加快行业资质和测评认证等体系建设研究，为科研成果转化建立体制机制保障。

　　量子科技发展已进入集中突破并形成系统的新发展阶段，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用户之间共同协作、共建量子科技产业生态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国家层面建立政产学研合作平台与机制，促使各方深度参与全链条创新活动，共同提出技术需求、共同解决行业共性问题、共同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探索新的应用场景。充分调动和鼓励市场积极性，对从事相关领域的企业给予更多政策支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并鼓励量子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国际专利申请。

　　一是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建设。面向全球发布人才需求，建立全球量子信息顶尖人才库，积极引进高端专业人才，尤其是加强与华裔量子科学家的互动交流，柔性引进。完善科研人员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从注重学术论文的发布数量，向注重研发成果的转化引导。二是加强量子信息学科建设和科普。建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量子信息相关课程教学，在校内可建设科普墙 / 区域，在校外可带领学生参观量子科教基地，让青少年更早接触科技，培养青少年对前沿技术的基本认知。三是培养大量具备量子科学素养和适当技能的人才。在职业教育阶段，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培养生产制造环节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在本硕教育阶段，高等院校通过开设与量子信息各应用行业的交叉课程，或者选修课，培养量子专业研发人才和推动量子产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或金融人才。建议借鉴美国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生的方式，通过一个成功的长期职业生涯在非学术环境中获得知识、技能和经验，建立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降低行业进入门槛。通过政府资助的实习获得更多的行业经验、证书，以鼓励技能提升，为国际人才开放签证，引入海外人才。四是遵循科学原则和道德规范开展量子信息的宣传，注重严谨性、准确性和透明度。同时，政府、学术机构、企业和媒体等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加强量子信息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对量子信息技术的认知水平。

　　一是支持企业加大量子研发投入。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通过财政资金、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对量子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二是由政府牵头，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平台，促进双方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通过制定合作计划、组织产学研对接活动等方式，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三是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量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组或办公室等形式，推动量子信息成果与产业、企业需求有效对接，通过研发合作、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等多种形式，实现量子信息成果的市场价值。四是政府制定量子人才培养计划，为企业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人才提供支持和帮助。通过提供奖学金、设立人才培养基地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人才参与量子技术研究和开发。同时，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国内量子产业的发展。

　　一是放宽企业申请经费限制。目前我国的研究经费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基金为主，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八条规定，企业不能为主体承担单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管理经验，开放企业申请科研基金的限制，以更加贴近实际研发需求的目的做基础科学研究。二是加大资金投放力度。积极支持量子信息科研单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2030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科技创新2030-“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重大项目中设立专门的量子投资和量子创业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一批既懂量子科技又懂金融投资的复合型人才。三是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量子创新投资基金，通过国家引导、专业科研人员论证、社会资本参与，快速推动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量子科技前沿成果的及时投资和孵化。同时，充分利用科创板、北交所等融资平台对量子科技企业予以倾斜支持。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民间投资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量子信息成果转化，强化信贷、保险、担保和融资租赁等对量子信息技术的支持。

　　一是发挥我国政府在量子技术采购方面关键和基础性作用，为量子商业化提供驱动力。加大创新产品推广力度，搭建政企对接平台，解决限制政府采购技术障碍，降低中小企业进入政府采购过程的难度。制定出台政府采购支持创新产品实施细则，通过预留采购份额、评审价格折扣、推广引导采购等政策组合拳，提升创新产品在政府采购领域的规模和占比。二是政府积极与行业企业用户沟通，开发更多量子应用场景。发挥政府的示范带头作用，帮助企业有序完成下游应用场景开发目标。加强优质场景遴选，主动谋划、深度挖掘、重点培育技术水平高、发展前景好、示范作用强的标杆场景，通过集聚各方资源要素将之打造成为发展典范。做好场景进度跟踪和成效评估，强化场景开放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三是重视数字新基建等相关设施与量子信息发展的适配性，加速量子科技转化与交叉领域的技术融合。支持基础设施投资，降低量子技术应用和其他技术融合的成本；鼓励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开展量子技术应用，可借鉴美国“科学和技术计划的量子用户扩展”（QUEST）的实践。政府加大在云、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加速量子技术在重点领域的融合应用，促进量子信息深入渗透应用于各行业，加快推进量子信息技术在民生政务、密码分析、空间、航天航空、国防、生命科学、能源、金融、交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应用，发挥交叉优势，促进产业升级。

　　一是加强硬件自研，着眼解决根本问题。提高量子科技产业所需的关键材料、零部件、器材设备的生产能力，减少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保护我国重要核心产业链安全完整。二是加强软件创新，着眼解决未来问题。建议我国企业或研究机构布局量子EDA软件开发，提升EDA软件开发者的量子力学知识储备，加大政策性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三是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获得缓冲期。目前，我国在量子芯片制造上仍然依赖美国等国家的设备。建议采取积极的外交手段进行沟通，为我国自主研发或更换国内供应商创造缓冲期。四是尝试投资或并购等其他方式。在资金、政策等相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国际上核心设备的某些上游企业进行投资或并购，逐步建立全球化技术创新网络。

　　学习美国的QED·C联盟和欧洲量子产业联盟（QuIC），组建我国官方指导下我国量子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打造量子产业聚集区，加强量子信息产业联盟信息科技、行业协会、学术及产业论坛等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应用推广等方面的作用，着力形成多元化、体系化产业发展力量。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技术和产业政策宣介、项目融资等工作，促进量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生态更加稳健、有活力。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需抓住有利的时间窗口期，紧密融入国际量子研发体系。我国可依托量子科学试验卫星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打造量子科技前沿交流与合作平台，着力吸引欧洲、日、韩、金砖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优秀科学家和青年人才来华交流并开展合作研究。充分发挥学术团体、民间协会、行业组织的作用，广泛开展量子交流合作项目，形成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合作交流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