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习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科技开放合作迈出主动布局“新步伐”，是“十三五”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成就之一。

　　面向“十四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促进科技开放合作”“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

　　那么，一线科学家如何看待开放合作对科学创新的意义？良好的国际合作有哪些重要因素？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就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他们分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和全国政协委员、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首席科学家张新民。

　　王建宇：科学合作有助提升效率，节省成本，促进相互了解。比如通过量子卫星“墨子号”展开的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等国际合作，可以让全球认识到中国量子科学研究的先进性。同时，国际合作中多人使用一项科学设施会让其成本效益最大化，这也有助于在交流合作中擦出更多思想火花，推动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的发展。

　　曹晓风：国际交流对科学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科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与上世纪80年代鼓励留学政策和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比如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等，我国植物学领域不下百人曾到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JIC）攻读学位或做访问学者，他们带回了英国最先进的管理和科研传承理念，也为中英科研合作搭建了桥梁。

　　在此背景下，2014年，在中英双方科学家的推动下，中科院与JIC共建了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现在，这个跨“两国三地”（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上海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与JIC分别设立了3个园区）的联合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合作范例。我们通过这一平台招聘了许多优秀科学家，包括外籍科学家和博士后，创造了更加国际化的科研环境，启动了29项双边合作项目，在粮食作物的气候适应性、挖掘中医药的抗癌潜力等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带来了更多的高层互访，有利于知华友华。JIC主任戴尔桑德斯因此获得了去年的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张新民：基础科学发展需要全人类的智慧，所以国际合作是必需的。“阿里实验”的目标是探测原初引力波，这是一个重大科学问题，需要全人类的智慧。目前国际上的3个探测基地分别是南半球的南极极点观测站、智利阿塔卡玛沙漠观测站和北半球的中国西藏阿里观测站。只有南北合作，才能全方位的全天覆盖。同时南北探测结果也可以相互检验。所以，国际合作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吴立新：海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海洋科学研究需要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大量人员，以及卫星、船舶、海洋设施和实验室等昂贵的大型设施，这些研究资源分布在全球各地。如此复杂的学科交叉和庞大的资金要求限制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海洋科研能力。所以，国际社会在海洋科学领域形成了以大科学计划为特征的开放合作局面。

　　比如，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运行5年来，围绕全球海洋观测、预测、气候变化等战略任务，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构建全球海洋科技合作朋友圈；与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的相关机构合作建立了国际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国际高分辨率地球系统预测实验室、中俄北极研究中心；并发起全球海洋高端论坛，推动全球海洋观测合作。可见，引领或参与国际合作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再比如，我国科学家提出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等，有助于提高各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能力，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海洋治理等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报》：从近几年的国际科技合作来看，中国科学家在其中的角色发生了哪些转变？

　　王建宇：以前有很多国际合作的核心是技术引进，近几年最大的变化是平等合作成为主流。我们有自己的核心人才、技术、设备，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比如目前我们与法国科学家开展的一个小行星探测项目，“以我为主”的合作方式很明确，项目、想法是我们的，请国外科学家来参与。

　　曹晓风：中国的植物科学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投入植物科学研究，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2010年，桑德斯一上任就主动找我们合作。通过把中英双方在这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提高双方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双赢。

　　张新民：我们国家现在很支持国际合作，特别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阿里实验就是这样一个项目。目前，阿里项目已经成立了国际合作组，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美国、欧洲及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共同参与。这个国际合作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探测宇宙起源之初的引力波。

　　《中国科学报》：哪些因素有助于促进国际科技合作，让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张新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有贡献才有资格，所以要积极融入，首先应该发展我们自己。同时，在国际合作项目中，不仅要自己做得好，还需要相互尊重，大家应该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此外，大力发展的“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有一批能够在国际上组织这些大项目的领军人才，他们要有容纳不同观点的胸怀。

　　曹晓风：对于CEPAMS来说，一个比较有利的情况是其中大部分中国学者都有JIC留学经历，大家都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合作过程中，大家遵循的原则是在科学上严谨、在文化上相互尊重，且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大原则下，我们能够非常好地组织每年的学术交流会等各式各样的活动。

　　《中国科学报》：新冠疫情、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正在影响国际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你对开展国际合作有何建议？

　　王建宇：无论新冠疫情还是其他因素，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但不能因此把国际合作放下网络科技，我们还是要用积极的姿态去应对。

　　吴立新：在全球性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焦点的形势下，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地区和全球等不同层面的谈判和对话中，以开放与合作的姿态积极化解环境争端。

　　曹晓风：尽管大环境存在不利因素，但在科学家层面还是要交朋友。我们要走自力更生、原始创新的道路，但同时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交流。通过民间学术交流，可以让科学家及时了解国际科研发展前沿，促进彼此交流合作。就像上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推动中美两国建交一样，科学家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交朋友，也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尽可能地让国外科学家“走进来”，让国内科学家“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