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以来，美国政客对于国内CXO等生物产业链的无端指控逐步加码，剧增了国内资本的市场厌恶情绪。

　　实际上，这也引发了海外医药产业的担忧。在不少药企看来，一旦CXO行业、生物科技行业因不可抗力被复杂化，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药物开发计划，推迟或破坏旨在创造变革疗法的计划。疾病、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共同面临斗争，并没有国界之分。

　　日前，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组织BIO（其成员包含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学术机构、生物技术中心和相关组织，在生物科技行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同样发文抨击了相关提案。

　　“最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的生物技术法案，如果不加修改就颁布，将对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和依赖它开发药物的患者造成严重伤害”，BIO在发给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和高级成员的一封信中警告道。

　　这不难理解，由于某些外力使得原本已成熟、精细化分工的生物科技产业链强行发生变化，将会对全球产生冲击。

　　经历过COVID-19后，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不同区域之间不会简单变成一个孤岛，而这样的冲击背后将没有赢家。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生物制药已逐渐形成了成熟、精细化分工的产业链。CXO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无论是中国CXO亦或是在中国运营的CXO之所以能够打入全球产业链，并非偶然。核心在于，其质量、速度不逊于甚至优于海外企业的同时，国内的CXO拥有无可比拟的成本和效率优势。

　　一方面，在国内的CXO企业拥有工程师红利和制造业供应链优势，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服务成本。

　　创新药行业作为智力密集型行业，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可以说药企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中国的制药相关人才，性价比很高。

　　根据华西证券统计，中国头部CXO人均成本不足美国头部CXO同行的三分之一，2021年跨国CXO人均成本为10-12万美元，国内主要CXO企业人均成本3~4万美元（其中药明生物上升到6.9万美元/人)，中国的CXO企业人力成本优势显著。即使目前由于市场紧俏，国内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但仍与国外水平有一定差距。

　　在此基础上，CXO企业也已建立了高附加值的行业壁垒，从资本密集模式向技术密集模式转变，在满足cGMP标准的前提下，利用自主知识产权进行新技术优化或革新生产工艺，大幅降低一产成本并减少三废排放和能耗。

　　另一方面，因为工作习惯、制度等优势，国内CXO拥有远超过海外CXO的效率优势。

　　当前，国内CXO行业已具备相对成熟的产业基础，不再停留在劳力输出的层面，已掌握诸多自主知识产权，从生产技术革新方面提升投入产出效率，这直接反映在我国主要CXO的人均产出更高。浙商证券研报显示，过去几年，国内CXO人均产出为10-15万元/年，高于国外同行的8-10万元水平。

　　更重要的是，部分国内CXO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构建，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最典型的就是像药明康德提出的CRDMO一体化发展的模式。

　　所谓一体化模式，指的是能够提供从“新药研发、临床前的药理、测试、药代动力学研究、安评，到临床试验，再到后续的注册、CMC、商业化生产”所有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免去了生物科技公司在各个环节寻找新合作伙伴的烦恼，省时省力还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显然，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在国内崛起的CXO企业，是全球化、市场化经济的必然趋势。这背后，自然也是全球生物科技企业乐见其成的。

　　自1970年代伊始，随着美国药物研发的复杂化和制药行业竞争的激烈化，产业链中的专业外包机构CXO应运而生。它们是生物医药行业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并慢慢从美国向其它国家转移。

　　在近20年间，这一新兴行业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一背景下，以无端缘由对该产业进行打压，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药发展将是弊大于利。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就眼下而言，如果议案最终能够成为法令，能否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一产能空白是值得商榷的。毕竟，CXO的产能扩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何况这还不是一个单一产能的问题，其背后还涉及了特定应用型人才的缺口。

　　尤其生物药以及目前市场火热的新分子市场，CXO企业生产技术平台的建立，产能爬坡、扩充，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生物药行业永远缺乏高质量的产能，这也是诺和诺德现金收购Catalent填充GLP-1产能背后的逻辑。

　　以当前最火热的ADC药物为例，其由抗体、连接子和毒素三部分组成，是化学小分子和大分子蛋白的连接，这导致其对生产稳定性的挑战巨大。

　　并且，ADC药物生产也涉及多个生产场地。因为连接子和毒素是化学合成的，而抗体是细胞发酵，采用的技术和设备不同，类似相当于在三个场地生产三种药物。这就给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挑战，每个生产过程以及进出厂和运输都必须严格按照GMP规范执行，做好质量监控，才能确保药品出产的均一性。

　　除了寻找其他区域运营的CXO产能的难度较大，如何动员药企将产业链搬回美国，也是一大现实桎梏。

　　正如前文所说，在多年的全球化分工发展中，创新药的产业链已逐渐成熟，精细化的分工也使得产业链中各参与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较具竞争力的可视化的硬件门槛。

　　而那些无形的、需要时间积累的门槛更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获得的。为保证药品的质量，保护公众健康，提高公众信任，药物研发、制造过程一直受到高度监管，而与之相伴而来的经验积累、质量体系认证、检查记录，以及最终赢得各界的信任，这对于CXO企业以及创新药产业链才是最为关键的。

　　事实上，过去多年以来，包括辉瑞、诺华、礼来等在内的跨国药企们，一直在不断缩减自己的生产线，关停或出售包括美国本土内的全球各地生产基地 。

　　如果跨国药企想把已关停的生产基地，重新在美国再开起来，不仅要经历多年的产业基础重建，还要面临更严苛的环保法规带来的更高成本，更重要的是生物科技，需要承担更高的人力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BIO认为，相关政客提出的提案对生物技术行业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如果实行将立即对美国的生物技术部门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国内CXO的存在，本质上提升了创新药的研发效率。毕竟，这种低成本、高效率且又极其高质量的服务，对于推动biotech的发展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事实上，不少美国biotech也将中国CXO视为其成功的关键要素。

　　其次，国内CXO也进一步帮助海外药企实现了增效降本的目的，这也为美国药价下降提供了扎实基础。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饱受药价高企困扰多年。假设供应链回流美国，考虑到药企为此投入的高额成本，以及日后运营的高成本等，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势必将不断增长。为高价创新药物研发买单的，最终还是美国政府。

　　而如果由于某些外力，使得原本已成熟、精细化分工的生物科技产业链强行发生变化，将对中国乃至全球产业造成冲击。

　　以CXO行业为例，国内CXO企业将失去重要客户，而与之合作的药企，药物开发计划也将受到影响，而最终是影响到终端的病患。

　　而正如前文所说，对于美国本土产业来说，CXO完全是助力者的角色，而并非威胁者。事实上，那些美国政客对于在国内运营的CXO指控，只是无厘头的误导性说法，并非基于事实。

　　单纯从业务层面来看，CXO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毕竟，CXO的业务并不涉及基因组学层面，也不会对人类的各种基因组学数据进行收集。

　　自始自终，这些CXO企业做的工作，都是助力产业发展，助力美国企业降本，减少医保开销，从而节约纳税人的钱。

　　事实上，不仅是产业界，学界也早已受到影响。医药健康领域关系到个体的生命健康，业界和民间都希望能够积极合作。欧洲、美国一些大的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协会、大学等，都曾经发过公开声明，强调要加强交流，反对脱钩。

　　在此次事件发酵前，许多美国科学家也发出过警告，美国出于所谓“安全”担忧切断中美科研联系，可能拖慢美国在生物科技、清洁能源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对于生物科技行业来说，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分工以及百花齐放、创新包容的技术，绝不是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担负起满足病患、公共卫生需求的。